另外，我们的农事事务所培育了一种早熟高粱，生长期比普通高粱短二十天，能避开汛期和蝗灾高发期，很适合在受灾地区种植，这个就是419 号高粱，还有高产的金皇后玉米。”

“至于畜牧业，” 百川话锋一转，目光看向张万和，我觉得张万和部长以前提议不错，那就是搞‘牧民合作社’，把散户的牛羊集中起来，统一管理、统一防疫。

我以前在绥远见过，散户自己养牛羊，冬天缺饲料，牛羊饿死不少；要是搞合作社，建集中的饲料仓库，冬天统一分发，再配专门的兽医，存活率至少能提高三成。

另外，还能跟咱们的肉制品加工厂合作，合作社出栏的牛羊直接送到厂里加工，既能保证牧民的收入，也能稳定咱们的肉食供应。”

其实历史上阎锡山主政山西及后来管辖绥远（1928 年绥远建省后，阎锡山曾兼任省主席）期间，始终以 “造产救国”“建设西北” 为核心目标，立足两地资源禀赋与地理特征，系统性推进农业稳固、水利兴修、工业奠基与经济整合，试图在动荡的时局中构建相对独立的区域经济体系，推动两地从传统农耕社会向近代化转型，其一系列举措虽受时代局限存在不足，却也深刻改变了两地的经济面貌。

在农业发展层面，阎锡山深知农业是区域经济的根基，针对山西多山地丘陵、耕地零散且降水不均，绥远多草原荒地、亟待开发的差异，制定了差异化策略。

山西境内，他将农业改良纳入 “六政三事”（六政含水利、蚕桑、种树等，三事为禁烟、天足、剪发）核心内容，从品种改良、耕作技术革新与生产组织优化三方面发力。

为应对山西频繁的干旱问题，政府引入高粱、谷子的耐旱高产品种，在晋北干旱地区推广，同时在晋中平原试种从国外引进的改良小麦，通过农业试验场进行品种培育与试种，成功后再向农户推广。

针对山西农民长期种植单一粮食作物的习惯，阎锡山政权鼓励种植棉花、芝麻、烟草等经济作物，在晋南运城、临汾等地开辟棉田，设立棉花收购站，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，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，既增加农民收入，也为后续发展轻工业储备原料。

此外，为解决耕作技术落后、农户分散经营效率低的问题，政府设立农事讲习所，在各县培养农业技术员，深入乡村指导农民使用新式农具（如改良犁、播种机），推广深耕、轮作等科学耕作方法。

同时倡导 “合作垦殖”，组织农户成立互助组，共同开垦山地、改良盐碱地，仅 1917 至 1927 年间，山西新增改良耕地达百万亩以上，粮食产量年均增长约 5%，基本实现省内粮食自给。

绥远地区的农业发展则以 “放垦实边” 为核心，依托广袤的荒地资源吸引移民开垦。阎锡山政权制定了宽松的垦荒政策：凡从山西、河北等地迁绥的农民，可免费获得一定面积的荒地，开垦前三年免征赋税，政府还提供种子、农具贷款。

这一政策吸引了数十万移民涌入绥远，仅 1928 至 1933 年间，绥远新增垦殖土地就达 30 万顷，其中丰镇县耕地从 1931 年的

顷增至 1935 年的

余顷，集宁县从

顷增至

余顷，凉城、兴和等县也有显着增长。

为保障垦荒成效，政府在绥远设立垦务总局，统筹土地丈量、分配与纠纷调解，同时在各垦区设立农事指导站，推广适合当地气候的作物（如耐寒的莜麦、耐旱的糜子），指导移民修建简易灌溉设施。

随着耕地面积扩大与耕作技术改进，绥远粮食产量大幅提升，不仅满足了当地驻军与民众需求，每年还能向山西、河北等地输送粮食数十万担，成为华北地区重要的粮食产地。

水利工程的